寻找红色记忆――纪念中共四大召开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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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06月22日发表
中共“四大”史料展中陈列的瞿秋白给鲁迅的诗稿手迹。
1995 年在中共“四大”的遗址所立的碑。
1984年6 月7 日，郑超麟认定，东宝兴路254 弄28 支弄1―11 号三幢新公房的所在地即是中共“四大”遗址。图中站立者是郑超麟。
１月１１日，是中共“四大”召开80周年纪念日。80年前，1925年1月11日，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
在这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
中共“四大”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但可惜，会议召开了，会场在哪？当时未明确记载，之后逐渐湮没于历史，最终，竟成了一个谜。
多方寻找，直到1987年。会场的遗址是如何找到的？值此“四大”80周年之际，解放日报独家追访当年的当事人，首次披露寻访“四大”遗址的过程。
“错”：根本没有这地名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遗址，现确定为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
这“四大”遗址的最终认定，源于一个错误。
那是1982年第9期的《解放军画报》上的一张照片，拍的是几排普通的楼房，平淡无奇，稀奇的倒是照片下的文字说明：图为“四大”会址―――上海闸北横浜桥6号（四川北路横浜桥边的一座居民住房）。
看到这张照片，当时的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组长应云龙愣了：没听说上海有这个地名呀。记者今天再访，应云龙已经过世，见到的，是应云龙的助手陆仁福。他拿出1947年版的《上海总图虹口区分图》，放大镜对着四川北路横浜桥一带让记者看，“现在这里是东横浜路，上世纪20年代叫过‘横浜路’，不是‘横浜桥’，也没有6号，只有一个24弄6号。”
事实上，据陆仁福所知，“文革”前，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曾数度寻找中共“四大”会址，询问信件发遍全国各地。遗憾，当年的20名与会代表有的离世，有的旅居国外，还有的羁绊牢狱，长达四年的寻访工作最终只留下10多份说法各一的访谈资料。上海代表庄文恭说得最具体了，但也是语焉不详：“记得‘四大’是在一所里弄房子里开的，好像在川公路附近”，“至于弄堂名称，已经完全记不清楚，只记得开会的弄堂并不很长，是在最后的一栋房子里，天井很长，有厢房，是二上二下的房子。”
踏破铁鞋无觅处，难道得来全不费功夫？陆仁福告诉记者，应云龙当即联系上《解放军画报》照片拍摄者高祥惠，不料他也讲不出个究竟，只记得照片是根据北京一位老同志的回忆标的地名。情急之下，应云龙到现在的东横浜路24弄6号，前后左右拍了7张照片，请《解放军画报》社转交北京那位老同志再辨认。
信件寄出，石沉大海。陆仁福对记者说：就像风筝断线了。
“寻”：就在这里
柳暗花明。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中共“四大”书记员和外地代表的向导郑超麟。
原来，《解放军画报》社收到信件，无法确认，就将信转到上海市委党史办公室，最终到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夏顺奎手中。求证必须找到当事人，夏顺奎通过同行介绍，辗转找到了郑老先生。
郑老先生去世多年，夏顺奎今年刚好70岁。记者采访他时，老先生记忆犹新：“那是1984年6月3日下午，我第一次去郑老家，郑老的回忆清晰，一点不犹豫。”郑老告诉夏顺奎，沿着虹口区川公路，走到淞宝铁路道口，不穿过铁路，沿着铁轨往北，不远就有一条弄堂，里面有栋三层石库门房，“四大”会议就在那里召开的。
郑老还拿出了他1980年完成的《怀旧集》，其中描写：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三楼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们都从后门出入。
4天后，夏顺奎带着郑老到现场辨认，同行的还有应云龙和陆仁福。沿铁路往前，郑老仿佛在数脚步。走了四五百米，老人一直微微低着头。小路一侧的铁路没有变，另一侧早已大变，60年前的石库门房和弄堂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面一人高的围墙，离围墙咫尺就是其时新造的五层公房。第一栋，第二栋，到第三栋，郑老停住，举起拐杖指着快要竣工的楼，“就是这里”。郑老所指，正是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
事后，郑老告诉夏顺奎，1925年“四大”召开前，为熟悉当地地形，从静安寺的家到开会所在地，他走了“数不清的次数”，会议期间带外地代表到会场，又走了“数不清的次数”。
带着记者，夏顺奎再走当年路，记者不声不响地跟在夏老身后，就像当年他也不声不响地跟在郑老身后一样。只是，从上海北站往吴淞口的淞宝铁路，如今已被拆掉了，建成了轻轨。
记者看到了那幢5层公房。前有一石碑，上书：***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遗址。
“证”：弄清来龙去脉
遗址找到了。郑超麟是“四大”书记员，还是向导，所言应该可信，但有些疑问，仍需证实。
《解放军画报》所摄的“‘四大’遗址”，到底是在哪里？与“四大”有什么关系，为何会有这个说法？瞿秋白也是会议代表，其夫人杨之华曾经说过，开会地点是一个两楼两底的房子，而不是郑老所说的三层石库门房。虹口区党史工作者查对《民国22年闸北区地图》，图中标出，就在郑老确定的“四大”遗址处，有一个叫和平坊的居民区，最后一栋房子和郑超麟所描述的石库门房十分相近，不过，和杨之华说得一样，是两层！难道是郑老记错了？
多方了解，《解放军画报》“横浜桥6号”一说的来龙去脉终于弄清。原来，一位名叫徐梅坤的老党员参加了1924年召开的上海市全体中共党员大会，当时上海党员总共十余人，会议规模和有20名全国代表参加的“四大”相近，地点可能在如今的东横浜路24弄6号，离“四大”召开地并不远。60年后，回忆中徐梅坤把自己参加的上海市全体党员会议误记成了“四大”，并将“横浜路24弄6号”错记成“横浜桥6号”。
至于两层和三层之争，在老上海建设局规划科工作了几十年的陆仁福，给出了很能让人信服的理由：老上海的石库门房，侧看上下只有两扇窗，还真是一幢两层楼，进门上楼梯却有三层，第三层是阁楼，只在屋顶上开扇小窗，上海人叫“老虎天窗”，如此才有“两层”“三层”之争，其实呢，两层半。
此外，虹口区政协文史工作者柯恩声、川公路233号老居民朱风莲两人都是幼时就住在东宝兴路、川公路一带的老住户，他们记得小时候这儿确有几栋坐西朝东的石库门房子，结构与郑老描绘完全相同。
地址既然不错，那么“四大”召开时的原建筑又去了哪里？夏顺奎告诉记者，在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查阅了大量资料后，他可以勾勒出这栋建筑80年来的变迁―――1925年，“四大”租用这栋楼时，它有八成新；1932年“一・二八事变”，房子毁于日军炮火，《暴日寇沪志》和《淞沪抗日画史》都有详细记载；之后那里堆满垃圾，也搭过草棚。上世纪80年代，原址上造起三幢五层公房，至今没有大变。
1987年11月17日，上海市政府颁发文件，明确指出：***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遗址是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1995年，遗址处立碑纪念。
“四大”史料展先睹
１月１１日是中共“四大”召开80周年纪念日，位于虹口区多伦路201弄2号（“左联”纪念馆内）的中共“四大”史料展，正式开展。
记者前往，先睹为快。
走进大门，鲜艳的巨幅党旗旁，竖着17根由低到高依次排列的金色柱子，其中16根柱上标着“一大”到“十六大”的字样，第17根柱子没有文字，象征党代会的永远继续。
整个史料展厅共103平方米，分三部分。一厅：“风起云涌”，介绍“四大”召开时的背景；二厅：“历史丰碑”，介绍“四大”的内容和重要意义；三厅：“唤起工农”，介绍“四大”在全国的影响。
展厅内陈列着仿真复制的“四大”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分工名单、中共旅欧支部旅俄支部对“四大”的提案、李大钊在共产国际五大上的发言稿等40件展品、61幅照片、5个模型。
中共“四大”功绩
中共“四大”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农民运动问题，提出工农联盟，明确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确定了加强党组织建设、积极发展党员的工作方针。
中共“四大”之后，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到1925年5月，***领导或控制的工会已达160多个，拥有组织的工人54万人，为之后的“五卅”运动奠定基础。
同时，***党员队伍迅速壮大。当年10月，党员已由“四大”召开时的994人增至3000人，中共“五大”时，党员达到57963人。***已从一个宣传性的小党发展为群众性的大党。
出席“四大”的正式成员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也参加了会议。大会从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林育南、***等20名代表中选出9位中央执行委员和5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通过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14个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