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一个外来建设者读书会

　　前不久，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新上海人”读书活动研讨会上，让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邓伟志动情的也是这个读书会：“沪上外来建设者能有这么一个读书会，我由衷地欣慰。‘读书’二字不能忘、不可忘。要不是读书，我这个48年前的‘新上海人’，绝不可能成为今天的大学教授。”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读书会？它为何能磁石般牢牢吸住沪上无数外来建设者的心？它又何以能牵动社会一道道殷切关注的目光？
　　“你们是跨世纪的青年，什么是跨世纪青年？简单地说，就是做一个知识青年、文化青年。这应该成为你们自己的一个定位。”
　　一个普通的周日晚上。6点半刚过，许红骑着她那辆略有些破旧的自行车，匆匆拐进了吴中路810号。
　　傍晚的空气透着冬日特有的寒意，仿佛预示着春节日渐临近的步履。不过，抬眼望望楼上那间灯火通明的教室，许红的心里，却暖暖的。
　　此时此刻，教室里早已笑炸了锅。虹桥外来建设者读书会正在此进行每周一次的读书活动。今年，为了让几十名新来的会员能更快更好地适应上海、融入上海，读书会特意在活动内容中加入了一个新栏目―――学说上海话。这不，前面辅导老师胡一心字正腔圆地用上海话讲了几个字，后面大家一出口，带着安徽、四川、江苏口音的“上海话”就稀里哗啦全冒了出来，哄堂大笑。学说上海话后，活动开始进入例行的“新闻琐谈”、“书海撷英”、“习作点评”等栏目。当胡老师作“来沪打工应具备何种素质”的专题发言时，教室里，二十余双眼睛几乎一眨不眨，二十余双手一笔一画地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
　　这情景，身为读书会副会长的许红看在眼里，喜在心中。“我们的读书会能走到今天，不容易。”这样说着，她的思绪渐渐飞回到读书会创立之初。
　　1997年，从江苏来上海打工的许红在虹桥镇一家合资企业做统计工作。当时，她听说虹桥镇政府办起了免费的外来建设者艺校。为了多学点知识以提高自己，许红很快去报名参加了书法班、摄影班。艺校的学习，不仅充实了许红的业余生活，也让她结识了一批同样抱有上进心的学员。一年后，在艺校初尝知识甜头的许红和几位学员渐渐不满足了。“我们还有时间，还有精力，学习的内容为什么不向更广阔的方面延伸呢？况且，练书法与学摄影虽然不错，但太雅了点，离我们的实际需要也远了点。怎么办？”在思索中，他们重新开始了寻觅。
　　一次课余聊天，书法班的辅导老师胡一心对许红和一些学员说：“你们是跨世纪的青年，什么是跨世纪青年？简单地说，就是做一个知识青年、文化青年。这应该成为你们自己的一个定位。比如讲，人家跟你谈交响乐，你却不知道贝多芬；人家跟你谈小提琴，你却讲不出帕格尼尼；人家跟你说画家，你却不晓得达・芬奇，也不知道程十发，你就显得很单薄。因此，你们要看各种书籍，如《肯尼迪传》、《基辛格传》、《世界美术史》、《世界音乐史》等等，都要看，要广泛涉猎，至少心里要有一点……”
　　醍醐灌顶！没错，读书，读各种各样的好书。
　　“每换一个地方，我总会拿出上海地图，把目光投向西南角，吴中路和虹梅路相交处，然后，计算路程，查寻公交线路，无论相距多远，我都风雨无阻来看你―――读书会。”
　　1998年4月，虹桥外来建设者读书会正式成立。
　　这个由外来青年创办的读书会充分体现出了“自己”的特色：除了有自己的会长、副会长，有“入会”的规范程序，读书会还设有外联部、文学部、内务部等机构，还有“自我发起，自我管理，自我运作，自我发展”的读书组织和读书计划。读书会不仅每周有一次活动，还要求每个会员两个星期必须读一本书，写一篇体会文章。读书会活动以讲课和读书交流相结合，轮番操作。讲课的选题则完全根据会员的实际需要而定。
　　开始时，选题以解决他们在打工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难题为主，比如：“老板炒鱿鱼怎么办”、“与老板发生纠纷怎么办”、“怎样处理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关系”等；到了后来，以扩大视野、全面提高为主，比如“WTO与中国的关系”、“西部开发的可行性和展望”、“国有企业的改革”等。每一次的读书交流活动均由会员轮流主持，内容具体分为新闻琐谈、书海撷英、心情故事或习作点评、友情时光、探索频道（主题讨论）等五个方面。
　　读书会填补了会员们精神、文化生活的空白，满足了他们求知上进的渴望。它像一个强大的磁场，牢牢吸引了一大群外来青年。读书会会员从最初的13人，迅速发展到数十人，很快，又变成了上百人。
　　每周一次活动，连续七年不中断。读书会风雨无阻的坚持，牵住了无数求知若渴的心：
　　读书会的会员在上海电台做直播节目。一位会员朗读了已回家乡四川工作的会友的一篇文章，然后说：“王川嘉会友，我们全体会员都很想念你。”一直坚持听这档节目的王川嘉，听到了远方的心声，激动万分，他马上从四川打来长途电话说：“我依然留恋着读书会，我一定会回来。”
　　一位现已跳槽到金山区打工的安徽小伙子原先在虹桥镇打工，也是读书会会员。有一次，为了能参加读书会活动，他从金山区赶到虹桥镇，来回骑车8小时，行程200里左右。等活动结束他骑回住地，时间已是次日凌晨2点20分。
　　一位会员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参加读书会期间，我几换单位，但每到一个新地方，我总会拿出上海地图，把目光投向西南角，吴中路和虹梅路相交处，然后，计算路程，查寻公交车线路，无论相距多远，我将风雨无阻来看你―――读书会。”
　　不是没有过困难重重。这一点，七年里没有一次缺席读书会活动的胡老师，比谁都清楚：“由于经费和场地困难，最艰苦的时候，读书会只能在文化站的一间少儿阅览室开展活动。给孩子们坐的小板凳每次都得挤上两个成年人。有一段时间，甚至连板凳也没得坐，大家全站着进行读书交流。”就是这样，读书会的活动依然不曾间断，这些外来青年对书籍与知识的渴望，让他们举步跨越了一个个难关。
　　这份执着与坚持，换来的，是一种改变：读书会创立初期，80％的会员文化程度为初中，20%仅为小学文化程度。在现有会员中，在读本科的有三名，在读大专的十三名。七年间，读书会先后培养了600余名会员。会员交流文章逾千篇，其中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的文章及艺术作品达百余篇；会员的文艺作品获文化部、中宣部等各类奖项达19人次。
　　收获的，当然不只是一纸文凭。而是文凭背后的“质变”。在他们身上，一种源于内在精神的东西，在由内而外地改变着。这种改变，流溢于他们每日的言谈举止、礼仪习惯中。
　　学问，让他们脱胎换骨，他们与这座城市相处得更为和谐、融洽。
　　皖南水乡黄墩村，老木匠黄修枝家楼房大门的春联是谁写的？有一年春节，这成了村里几位“先生”共同探询的事，也引起了村干部的关注：隶体字书写的春联工整、美观、别具风格，全村700多人中，“先生”们愣是猜不出谁有这样的书法功底？
　　快嘴快语的老木匠妻子巫纪云，满脸自豪地揭开谜底：“是我儿子写的！”
　　问者都感到纳闷：黄修枝和巫纪云老夫妇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子承父业，在铜陵市干木匠活儿，还有一个小儿子在上海打工，是一名司炉工。哪个儿子能写出这样美观的隶体毛笔字呢？
　　“是我家的小保良。”再一次，巫纪云满脸自豪。尽管，她并不十分清楚，小儿子黄保良的改变，来自于虹桥外来建设者读书会。这些年来，作为读书会首任会长的黄保良，改变的又何止是能写出一手好字！
　　至今，黄保良仍忘不了读书会最初几次活动时的场景：在虹桥镇老文化站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十来个拘谨的青年挤在一起。每到交流读书体会的时间，几乎每个人都蠢蠢欲动，却又手足无措地不知该如何开口。“我最没出息。第一次竞选读书会会长时，我在台上足足站了三分钟，连脖子根都涨红了，愣没憋出一句话来。”回忆当初，黄保良呵呵笑了起来，“真的不知道说啥呀。我那时上班，整天就对着炉子盯着压力表，哪儿见过这么多人巴巴地看着你，等你开口讲话？”可是，在读书会呆久了，黄保良终于还是开了口。“阅读了许多书以后，想和别人交流、分享的那股冲动谁能挡得住？自己不说出来，找谁跟你交流嘛？”
　　这一开口，黄保良的生活就此改变。书读多了，眼界宽了，想法也多了，再加上经常与人交流练就的好口才，这司炉工，黄保良不做了。对大都市的适应性和商海的应变能力提高后，黄保良开始跳槽。做过营业员，做过业务员，还自己做过生意，如今，黄保良又做起了上海一家大型汽车销售公司的营销主管。过去那个初中毕业的安徽小伙子，如今已成了一个营销专业的大学生。
　　和黄保良一样，与读书会一起成长了七年，当年的老会员们都改变很多，提高很多。对他们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不在职业、经历，而在于气质，在于面对生活迎接未来的人生态度和思考方式。
　　想起读书会“元老们”最初参加活动时的着装，王川嘉禁不住地笑：有穿着拖鞋就来的；有西装革履却把领带系成一团麻的；有胡子拉碴、头发乱蓬蓬的，有一只裤脚放下，一只裤脚却翻到膝盖上的，甚至还有穿着汗衫马甲就奔进房间的。“彼此相望都觉着穿得别扭，可谁也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对。”
　　那个穿西装却不会打领带的莽撞青年，就是王川嘉。如今的他，一身挺括的西装，领带系得干净利落。用他自己的话说：“做装潢生意，总要有点样子才行。”老会员们都知道，王川嘉不容易。刚入会那会儿，他还只是一个公司的门卫。随着读书会活动的一次次进行，打工之余本就喜欢“舞文弄墨”、搞点闲情雅兴的王川嘉，文学素养不断提高，口才越练越好，脑子也越来越活络。终于有一天，王川嘉告诉朋友，他不甘再做门卫。
　　“每个人的痛苦平时都紧紧封存，在人群中微笑，给别人、给自己！每个人的故事都足以是一本名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都将它深藏，想忘却，难忘却；想显现，怕显现。矛盾的心绪或许浑浊、或许清醒、或许自省、或许陶醉……”揣着这样的文字，揣着初到上海时所没有的一份自信，王川嘉踏上了自己原先都不敢憧憬的创业之路。
　　加入虹桥外来建设者读书会，他们真的变了。当外来的他们在群体心态、精神内涵，以及文化素养都与上海的城市文明更加有效地融通和认同时，他们与这座城市相处得更为和谐、融洽了。
　　承载这一种改变的，是读书，是文化。
　　读书改变了自己，也“是为今后投身家乡建设做好‘知本’储备”。
　　“我们渴望学习渴望充实渴望心灵的沟通渴望理性的交流我们要找到自己的目标要设计自己的形象要策划自己的前途要成为千万打工人中的一员战将……”1998年底，虹桥外来建设者读书会会员连续三个月，来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做直播节目。当会员们把这首自己创作的长篇配乐诗《打工心语》在节目中高声念出时，肺腑之言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听众。
　　赞许、支持和帮助，雪片般飞来。在虹桥镇政府和有关部门支持下，他们请来了市妇联、团市委地区工作部、市外来人口管理处、市文化局、市社会学会的有关负责人组成顾问委员会；请来市文联副主席李伦新、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华东师大教授王晓玉等文化名人组成文学界指导团，并请来一批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软科学博士生、硕士生组成了大学生支援团。关爱，让这个小小的读书会一点一点成长、壮大，蓬勃发展。
　　“女儿现在读初三。但只要有空，我仍然会像从前那样，带她参加每次的读书会活动。我希望她能在一个充满书香的氛围中长大，而不是总把自己当作一个城市边缘的孩子。”许红说，“读书仿佛一场接力赛。要一代传一代，不能中断。我的女儿，也该是我们读书会的‘接班人’。”
　　前不久，上海图书馆举办的“新上海人”读书活动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邓伟志动情地说：“沪上外来建设者能有这么一个读书会，我由衷地欣慰。‘读书’二字不能忘、不可忘。要不是读书，我这个48年前的‘新上海人’，绝不可能成为今天的大学教授。学问改变气质，读书改变生活。”
　　另一位专家则表示，外来建设者在辛勤劳动力求多挣钱的同时，能够坐下来静静地读书学习，以提高自身的知识文化水平，丰富精神生活，提高综合素质，这正是致富之道―――既富口袋，又富脑袋，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研讨会上，虹桥外来建设者读书会的新会员，代表读书会，向上海四百万外来务工者发出了倡议：“学习上海文明、融入上海文明；我们在接受上海文明洗礼的同时，也要积极学习、掌握先进科学知识、更新思想观念，为今后投身家乡建设做好‘知本’储备！”
　　“翻动一页页书籍的纸张，就像春蚕咀嚼一片片桑叶；书籍是人生旅途的火把，读书是精神充实的保障。”这琅琅书声，每一个周日的晚上，都将回荡在吴中路810号那间灯火通明的教室中。
　　一位在沪务工的四川青年，曾回家乡找到一份月薪数千元的工作。然而，时隔不久，他又放弃这份工作重回上海，心甘情愿地去当月薪几百元钱的门卫。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重返外来建设者读书会”。
　　离开上海3年，一位曾经的女会员依然对这个读书会魂牵梦绕。思之切切，她时常拿出一张已经发黄的会员合影愣愣发呆，惹得不知内情的丈夫气呼呼跑到岳母家，大诉苦衷：“妻子有外遇了！那个男人姓‘杜’，名‘书会’，家住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