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国家战略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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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06月22日发表
***、***1990年4月18日宣布实施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战略，这是一项举世瞩目的跨世纪国家战略。
这一战略，一开始就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
正如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毫无疑义，不失时机开发开放浦东，这是抓住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东移的历史契机，中国果断出手的一张“王牌”。由此借助于改革之力、受惠于开放之旅，浦东在先行先试中坚持打“长江牌”、“中华牌”、“世界牌”，充分显示其带动上海、引领全国的“龙头”示范作用，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15年，对一座城市的历史来说，只是短暂的瞬间，而浦东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城区框架在不长时间的初步建成，却不但书写了一所特大型城市的光荣与梦想，更见证了国家战略在上海的实现能力。
所以，此时此刻，汇聚在这里的人们，对于浦东有很多话要说。
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在纪念浦东开发开放15周年的时候，我首先想念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上海把4月18日定为浦东开发开放纪念日是有道理的，因为15年前这一天李鹏***在上海视察时，代表***、***正式宣布，同意上海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但是，提出这一问题并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是在这之前。1990年1月21日，邓小平从北京来到上海，和上海人民一起欢度新春。在上海期间，他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2月13日，他离开上海去北京。在前往火车站的途中，当朱F基同志谈到开发浦东时，他鲜明地表示赞成。2月17日上午，他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明确地指示由李鹏***管浦东开发这件事。3月28日至4月7日，受江泽民***和李鹏***委托，姚依林副***率队到上海进行浦东开发开放的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4月18日李鹏***在上海宣布了开发开放浦东这一决策（顺便说一下，中央正式下文是在6月2日）。在重温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钦佩邓小平这一高瞻远瞩而又果断的战略决策。
15年前，且不说全世界，即使在全中国，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浦东这个地方；而现在，世界500强都在注目这块热土，并纷纷落户浦东。更重要的是，浦东开发开放这一历史性决策的意义，早已超过了浦东自身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第一，浦东开发开放，在国际上树立了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打破了80年代末西方对我国实行的所谓经济制裁。想当年，国内政治风波发生后，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不少人惊慌失措。邓小平一方面坚决顶住压力，决不为所谓经济制裁所屈服；另一方面告诉大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他的一个大措施，就是打上海这张“王牌”。这张牌一出，国际资本就纷纷进来，所谓经济制裁就土崩瓦解。
第二，浦东开发开放，为在我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重要的新贡献。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我国上一世纪80年代的改革和发展，由广东珠江三角洲带头；90年代的改革和发展，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带头的。而推动上海重放光彩的，是浦东开发开放的效应。尤其是，浦东在开发开放中不仅使得上海旧貌换新颜，而且由于浦东和整个上海坚持发展市场与加强领导相互结合、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齐抓、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同步并举，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第三，浦东开发开放，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崛起，并和其他城市群一起成为进入21世纪的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源。长江三角洲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从苏南到浙东在经济发展中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在浦东开发开放的示范作用和辐射作用下，以上海为中心，长江三角洲十多个城市你追我赶、竞相发展，构成了一个最富有活力的城市群。它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环渤海地区城市群一起，加上中西部地区一些城市，已经成为21世纪头20年乃至于更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现代化持续快速发展的强大引擎、提高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地区。
李君如
（作者为***党校副校长）
服务先行续创辉煌
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尽管1985年***曾把上海的作用定位在全国“四个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但在实际上，上海却始终处于后卫的位置。其原因，主要是上海改革开放的步子远远落后于南方的先行地区。因为办经济特区是个试验，没有成功的把握，所以先在对全国经济大局影响不大的地区举办。而上海既是全国财政收入举足轻重的大户，又是全国工业消费品的重要供应基地，不能出现什么闪失。因此，从这样的大局出发，上海只能以稳定为重，担当起支援改革开放的后卫的角色。然而，以前锋去充当后卫，终究用非所长，其结果是，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10年里就有7年低于全国平均增长率，成为80年代沿海经济发展的一个“凹陷”。
是什么关键举措使上海走出困境，从后卫重返前锋的位置呢？那就是浦东开发开放。浦东开发开放不仅把上海迅速推到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而且大大改变了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西方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前景的观瞻。从1992年开始，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连续13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均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而浦东更是走在上海发展的前列，其经济总量在15年中增长了30倍，在上海经济的各方面所占的比例明显加大。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浦东新区的面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在世界新区开发史上可以说是一大奇迹。
浦东今后的发展又应当怎样考虑？中央对上海的目标定位是：在2020年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浦东作为上海的一个核心功能区，除了继续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外，更应把发展现代服务业放在突出的位置。为了建成“四个中心”，上海这个前锋不能孤身冲锋陷阵，而必须加强与全队的配合和协同。发展现代服务业，通过资金流、物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的畅通和加速，更好地服务于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以至全国，并沟通国际国内两个要素市场和消费品市场，就是形成“四个中心”的必要条件。浦东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已有的建设成就和强劲的发展势头，理应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发挥其突出的作用。关键是要加强制度创新，从政府、企业和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等方面继续扫除体制性的障碍。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浦东，必将在上海建成“四个中心”的进程中，以优异的成就继续创造新的辉煌。
夏禹龙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东方讲坛”特聘讲师）
在服务全国中实践科学发展观
浦东开发开放的15年，是以服务全国为自身发展目标的15年。从全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角度讲，以服务全国为发展目标，是浦东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特殊内容，也是国家赋予的特殊使命。
浦东的发展注重体制与机制的创新，这是与粗放型发展道路根本不同的。粗放型的发展道路片面追求投入的扩张，忽略市场经济的体制建设，以牺牲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代价。15年来浦东致力于创造现代化市场经济的体制与机制，这种体制与机制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条件，它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有利于大量吸收国内外资源，而且能使这些资源在集聚中发挥出最好的效益。浦东经验使我们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市场经济机制的创新实现更高效的利用资源。
以服务全国为发展目标，要求浦东突出发展现代服务业，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外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的制造中心，但是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却严重不足。如果不改变这一产业格局，那么我国经济将只能长期维持高投入、高消耗，实践科学发展观就是不可能的。现代服务业不仅增加价值高，产业等级高，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小，不构成对环境破坏，而且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产业，它们代表着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上海承担着“两个率先”的全局使命，这种率先不在于自身的发展，而恰恰在于为全国发展的服务。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浦东自身的产业水平，而且将为全国实践科学发展观作出贡献。只有当中国自身发展起现代服务业，我们才能不只作为世界的加工工场，从而以全面的发展提升综合国力。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浦东的体制机制创新，在于建立起一个服务全国的市场经济运行中心，对国家在整体上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幼文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浦东开发开放的国家战略意义
15年前，浦东的开发开放是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宣布并付诸实施的。现在，当我们回顾这一进程，并评价它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时，它的国家战略意义已经非常充分地显现了出来。
从国内方面来看，首先，浦东开发开放的实施，标志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从区域性试验转入了全面展开和深化的阶段。其次，以它的开发开放为重要契机，中国的制造业开始经历从传统结构向现代结构的迅速转型，并实现了国家产业发展水平的全面提升。
从国际方面来看，首先，由浦东开发开放而引发的先进制造业在长三角地区的集聚，使它能代表国家水准去参与当代国际分工和产业竞争。其次，浦东的开发开放，为振兴上海、建设“四个中心”提供了路径和舞台，使上海能不断强化其综合服务功能，并代表国家利益去参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世界级城市间的竞争。
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浦东开发开放的立意在于“服务全国”。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当浦东开发还处在“基础开发”阶段时，它对周边地区的体制创新示范效应和商业机会外溢效应已经得到显著的发挥。90年代下半期进入“功能开发”阶段后，它为长三角乃至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带动其发展的作用不断得到增强。
这种服务和带动作用，不仅表现在先进制造业产业链的扩展方面，也表现在金融、贸易和国际航运服务方面。在长三角乃至更大范围区域的服务需求的支撑下，上海口岸贸易占全国的份额不断扩大，国际航运中心的能级迅速提升，融资功能日趋强化。今后，随着国际性大银行、大财团、大企业的加速进入，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中心城市的功能必将进一步提升，其为全国服务的能力也必将进一步强化。
陈家海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永远站在改革开放最前列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来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他还说，上海是中国手中一张王牌。邓小平同志如此看重上海，为上海发展做自我批评，激励上海人，感动全中国。邓小平同志是从全国改革开放全局看问题，一针见血，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沿着邓小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并带动了长江三角洲的崛起。这里，浦东新区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可以说，浦东是上海手中的一张王牌。不是说“八十年代看广东，九十年代看浦东”吗？浦东是上海的浦东、长江三角洲的浦东、全国的浦东，享誉全球。我们必须这样从改革开放的全局来认识浦东，浦东应该自觉地永远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列，否则怎能对得起邓小平同志那些言真情切的期望，对得起全国人民殷切的瞩望和期待呢？
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志要求大家“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浦东的未来第一位的任务就是时刻自问：第一要务是否永远放在第一位了？是否聚精会神了？是否一心一意了？浦东要“任它东南西北风，抓住发展不放松”。
改革开放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体制改一改，发展升一升。中国20多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归功于改革开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吹响了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新高潮的进军号。关于企业所有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农业体制等十多项改革，都有了十分明确的突破性方向。两年过去了，落实得怎么样？浦东应该敢为天下先，站在认真落实的最前列，为上海、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的发展作出自己的一份“王牌”的贡献。
在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上海突飞猛进地发展，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长江三角洲人均GDP也已达到4000美元，为全国所注目。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例如近邻日本，还有成倍成倍的差距。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面积和人口大致与日本相当，推而及之，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区也类似。如果这三个地区在浦东的带动下，抓住今后20年战略机遇期持续高速发展，追上日本的水平，那时三个发达地区，还抬不起一个共同富裕的中国吗？
浦东担子重、责任大啊！
刘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
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浦东开发开放，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邓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下，由******所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199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邓小平同志提出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目标就是“把上海搞起来”，把长江流域带起来，把全国的改革开放带起来。15年来的实践证明，浦东开发开放，在支持长三角和长江流域、服务全国方面起了“龙头”作用，在提升上海和整个国家的竞争能力、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施的我国东南沿海开放战略，到进入新世纪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浦东15年的成功实践，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少宝贵的启示，那就是：东部新跨越，一定要与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联动；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综合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必须与产业结构调整相联系；国内改革，必须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得到深化……只要我们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和促进人民共同富裕，就一定能够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李连仲
（作者为***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教授）
让国际知名大企业汇集浦东
现在有人关注外资问题，担心上海吸引外资落后了。事实上，外商直接投资不能直接用金额去衡量。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服务业是档次最高的无烟工业，如律师、会计、广告等，人力层次最高。
对上海和浦东而言，重要的是要汇集国际知名大企业的地区总部，比如全球500强企业。这是最精英的部分，是把脑袋搬来了。这是具有集聚效应的，会有成倍放大的效果。以汽车为例，一个汽车企业的地区总部过来了，与之相关的零配件企业、律师、会计、房产、消费产业，都会带起来。
把越来越多的地区总部吸引过来，有两个指标值得重视：一是美国《财富》500强、全球财富2000强有多少扎根上海了。二是科研中心的集聚。现在有很多企业把技术从海外调过来，来到浦东。这才是全球顶尖的出卖脑袋而不是出卖劳力的位置。
吸引这些财富企业，有三大要素：甲级写字楼、电信网络和便利的交通。从城市角度来说，要有飞机场，有方便的国际出入方式。
上海发展的思路比较好。上海周边有工业基地，它必定是个龙头性的集散中心。做生意一定需要依托甲级写字楼。目前有在浦东集聚的态势，5到10年内，浦东重构社区，一定会是甲级写字楼的集中地。浦东浦西要互动，不要分开来看。居住环境和生活习惯的改变需要时间，最终将是办公楼把居民带到浦东去。
上海的城市建设在国内是最好的，而且还在继续进步。但要做出特色，政府要支持标志性的投资。浦东还有很多土地，可以考虑划一块地，搞好基础建设，免费吸引标志性的大项目。许多国际大都市最漂亮的商业楼里一定有律师行和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应该朝亚洲第一城的方向发展。配套方面，学校和医院也很重要，能给人以信心。建议上海提供非常大的优惠引进国际一流医院。毕竟，大都会需要适合各类消费层次的设施。
我们安永曾经做过许多外高桥以及金桥地区的项目，包括现在陆家嘴的新鸿基项目。外高桥是一个成功例子，在外商到内地经营外贸方面做了突破，而张江和金桥积聚了很多高科技投资项目。当前来看，浦西已经没有地，而浦东还有很多生地，陆家嘴应该着力打造新城模式，一定要有社区概念，确立标志性投资。
沈钰文
（作者为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业务执行合伙人）
我们为何把总部迁到浦东
浦东的发展令人瞩目，最形象的是把开发开放前和今天的照片对比，会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有限的时间里，能有如此激动人心的发展，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上海并不是人力成本最低的地区，企业看重的也不仅是这一点，关键还要看生产率。印度的人力成本是中国的1/2，但中国的生产率是印度的2倍。再加上基础设施等综合因素和人才集聚，上海很适合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从经济环境看，上海自身有很大的市场：1700万人口，地理位置优越，处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又在华东的中心，是长三角的门户，而且长三角有1.3亿人口的市场。政府的决策过程也非常快速，这很重要。
西门子在中国最早的办事处就在上海，成立于1904年。选择上海首先是得益于它港口的位置，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这里国际交往多，观念更开放更活跃。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这里进出非常方便。下一个十年，上海的机场吞吐将达到9000万人次，每年大量人口进出，使这里具有独特的文化。
我们在2002年把公司总部正式迁来浦东。深入这一市场，我们可以得到更多信息，获得更多新想法。这和纺织品、时装以巴黎、纽约为中心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迁来之后，还把大量的研发力量也转移到中国。
浦东将和上海一起发展一起改变。这里最初以制造业为主，现在越来越向服务业中心转变，这是很自然的发展趋势。货物进出口、服务、金融等发展将加快，金融环境会更好，会建成一个金融中心。对研发和创新也越来越重视，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创新发源地。因此，将来的浦东不会是单一面貌的，而是一个综合的混合体――制造、服务、研发，甚至建立更多大学，住宅也发展很快，娱乐业也将跟进。
我爱上海，爱浦东，在这里生活、工作都很习惯。我1998年来到这里，浦东已经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有了情结，即使离开了也不会断掉联系。我们希望中国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开放一些。世界再也不能各自封闭发展了，我们要追求双赢。有了双赢，才有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彼此相互依靠相互依存，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博格
（作者为西门子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总经理）
准确定位联动开发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为浦东开发开放战略绘就了蓝图，给浦东的开发开放目标以极其清晰准确的定位，即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这一定位，是浦东15年来一直坚持高起点、高水准开发开放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保证。
回眸15年来的历程，浦东的开发开放沧桑巨变，已经呈现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雏形。当然，距最终实现这个目标，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还需要我们继续奋斗。经济发展的规律告诉人们：区位空间状况是经济中心城市的物质基础，一切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都无例外地可以从区位空间的地理因素和时代的历史因素两方面找到客观缘由。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绝无可能在周边地区落后而单独地矗立起来。一流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总是雄踞于周边地区共同繁荣、彼此有机联系的都市带和都市群之中。浦东15年的发展史，也同样是与周边地区共同的繁荣发展史。
展望浦东开发开放的未来发展，必将是一个打造长三角乃至整个长江流域一体化战略群的推进过程，把浦东开发开放这张“国家级品牌”进一步推向“世界级品牌”。这个一体化战略群有：
1、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的一体化，包括综合交通网络一体化，通讯网络一体化，环境治理、减灾防灾治理一体化等。
2、建立统一的要素市场，实现区域市场的一体化，包括金融一体化、制造业一体化、服务业一体化、人力资源一体化等。
3、产业布局与结构的一体化，包括在产业布局上，从“雁阵模式”转向“多动力模式”；在产业分工上，从“垂直分工模式”转向“水平分工模式”；在经济发展关系上，从“区域竞争模式”转向“区域合作模式”。
4、经济运行和管理一体化，包括多层次、多形式的行政协调机制；鼓励长三角、长江流域的企业联合会和行业协会的建立，谋求企业在微观层面的协调发展，实现地区合作，以在更大的国际空间扩大竞争力；谋求设立跨行政区的政策法规协调机构，减少行政摩擦；设立长三角的重大项目高层次咨询机构，防止重复建设的浪费。
5、法制保障一体化，以法律的规范保障市场的安全，以法律的透明保障利益的预期，以公正的司法裁判经济纠纷。
王健刚
（作者为上海市浦东开放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