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复旦大学举行主题高层对话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复旦精神的传承；日月光华，经世济民，是复旦学子的追求。

　　9月24日，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复旦经济学院建院20周年之际，一场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制度、结构、福祉”为主题的高层对话，充分诠释了这种传承与追求。

　　***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教授作为复旦老校友，作了精彩发言。在“十五”即将收尾、“十一五”即将开局的大背景下，他再次批驳了重化工业阶段论，指出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吴敬琏教授毫不留情地指出，所谓工业化必须经历重化工业阶段的说法，是一种基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就被西方的发展实践否定了。我国的实践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每当经济提高增长速度、向一个新的高地冲刺，不要多久，就会出现经济过热、资源瓶颈收紧、通货膨胀压力剧增等问题，结果就不得不放慢速度，进行调整。这种周期性波动，不但造成了短期的经济困难，更对我国在今后较长时期持续稳定增长造成威胁。

　　中央政府已经看到了问题实质。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走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但在“十五”期间，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这一观点仍有很大市场，它为投资增长开辟了巨大空间。

　　吴敬琏说，“十五”提出要以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为主线，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一些政府官员把“结构调整”误解为在政府主导下优先发展产值大、利税收入高的产业，首先是重化工业。于是，他们便不论本地是否具有发展这类产业的基本条件和比较优势，运用自己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集中发展资本和资源密集的钢铁、汽车、石化等重化工业，很快形成了大规模投资和进行“重化工业化”的全国性热潮。吴敬琏直指此热潮的七大负面效应―――

　　首先，不能按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原则配置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下降。中国资源禀赋基本情况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如果走资源消耗型的旧型工业化道路，就会给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福利损失；

　　第二，放松了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换代方面的努力；

　　第三，造成土地、淡水以及煤、电、油、运和其他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

　　第四，加速生态环境恶化；第五，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第六，抑制了对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关系重大的服务业的发展。目前，中国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33%左右，不仅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60%），还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5%）。

　　第七，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系统风险积累。

　　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刻不容缓。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在于推进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则是关键中的关键。之所以这样说，吴敬琏是基于两方面理由：其一，目前各级政府仍然拥有过多的资源支配权力。此种权力运用不当，会扭曲价格，抑制市场的作用，进而扭曲整个经济体系的激励机制，使部分企业不是去努力改进管理和提高效率，而是靠各种寻租活动来获取非生产性利润。其二，现代市场的运作，需要完善的法律环境，来保护财产权利和公平竞争，而提供这样的环境，乃是政府的基本职责。

　　在吴教授看来，有效政府必须低成本地履行三方面职责：提供法治环境；通过总量手段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酌情使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加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