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展望上海十一五市场化改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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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06月22日发表
中国27年改革开放路，走出了令世人惊叹的经济增长奇迹，也留下了如何进一步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课题。
进入2005年第10个月，我们即将挥别“十五”，迈入“十一五”的新时期。在那个将来临的“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的新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路，究竟怎么走得好？
10月18日的“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纵论“十一五”：新五年承前启后，市场化改革必须作出“五大选择”。
破题：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宪教授作为本次圆桌会议的主持人，首先对“市场化改革的选择”进行了破题。
他说，由于一些方面的市场化改革不那么成功，或者说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就有人对“市场化”提出了质疑。实际上，这些问题恰恰是转型过程造成的，是发展阶段中的问题。由于市场本身发育尚不健全，并且过往理解存在一些偏差，而引发问题，比如权力进入资源配置，引起市场混乱。所以，不能简单地把脏水都泼到市场化身上。“十一五”从“计划”到“规划”的一字之差，说明了改革将坚持市场化方向。
某些部门也确实存在过度市场化的现象，但我们更需推敲，这些现象集中在哪里。某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现象，恰恰说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拥有公共权力的部门和个人，把利用市场机制视为利用公共资源，为自身谋取利益。
再说到“改革”。陈宪认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是改革攻坚和自主创新。一个日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不光需要达到经济均衡，更要求整个社会全面的均衡协调―――科学发展观的涵义也在于此。
因此，我们的“选择”，是谋求用改革的方式解决问题。通过改革营造整个社会的公平，特别是要更多关注农民，关注城乡协调发展。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胡景北教授提出，“市场化”不是工具，工具随时可以丢掉，“市场化”应该是一种理念。改革开放27年来，“改革”二字的含义其实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当前，需主抓政府职能转变，让国家机构回到应有的位置，超脱于市场的具体操作。
选择一：必须规范发展秩序
历经20余年改革开放，财富增长机制已经形成，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成就，我们要给予肯定。而现在，还必须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秩序。
持上述观点的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石良平教授。新一届中央政府说得最多的三条就是：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之所以这么说，石良平认为有以下原因。首先是超常规的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其次是收入差距增大，再者就是政府改革。我们经常讲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经济学上的一般原则，但效率优先是要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机会的均等。而在政府职能不清的情况下，这个前提往往就是不公平的。从目前来看，中央政府的决心很大，因为不这样做，会引发一系列矛盾。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景气预测研究中心主任刘松博士也持同样观点。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以及收入差距问题等，都是中国中长期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他特别提到“关键在于造成这种不公平的，不完全是市场经济本身的原因”。
“改革必须攻坚”，石良平说。
选择二：发展必须好省优先
“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有一句口号‘多快好省’，而其实当年的赶超情结，使得‘多快’远远优先于‘好省’。”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陈宏民教授说，中央的发展思路很清楚―――科学发展观。他理解，科学发展观有三层含义，它的中心是以人为本，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二层是更多按经济规律办事，第三层则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让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分享改革成果。从“五个统筹”就可以看出，现在需要先讲“好省”、再讲“多快”。
对多快与好省的关系，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主任费方域教授认为，改革的大方向没有变，科学发展观仍然强调发展，在更多兼顾公平的同时，效率不能丢。
陈宏民认为，在发展的管理上，“十一五”强调规划管理。以前的五年计划，指标定得细，可操作可实现，现在没有了一系列的具体指标，如何保证目标实现？事实证明，对计划的实施往往趋于僵化，缺乏因地制宜和创造性的实施。在规划的实施中，政府职能更多体现在制度建设、机制创新，保证战略目标实施，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家有很多事情可做。
在发展的模式上，特别强调制度创新。
发展路径，则是块状辐射。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最早采用点状，即单独的城市；到线状，若干个城市带；再到面状，分东部、中部和西部推进。从实施效果看，单纯的面状推进已经不适应目前形势，因此“十一五”的思路调整为块状辐射，即发展区域经济，推进全国统一市场建设，这样的做法越来越被各方面看好。所以“十一五”规划中还将包括长三角规划、京津塘规划等区域规划。
选择三：必须完善金融体系
刘松博士认为，中国20多年来的平均增长水平是个奇迹，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也比较乐观。
因为科学发展观将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这一核心思想的贯彻实施，以及一系列相关政策的调整，“十一五”期间，诸如增长方式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农村医疗问题等，相信都会逐步解决。
他现在最忧虑的是金融体系问题。这是真正的难点，不是你想解决就能解决的，需要一大批熟悉经济和金融的人才。这个问题又涉及到监管体系问题。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接近8000亿美元。外资金融机构已在中国加强布局，将对中国的金融市场产生重要影响。他们产生影响的方式，可能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不一样，而是存款大搬家，转向外资在中国的银行，使中国的银行问题显性化。
另一个问题是：我国外贸依存度过大，已经高达75%，美国、日本是20%左右，印度、巴西是25%―30%，韩国虽然在70%左右，但总的依存规模不大。当前，我们自主创新能力较差，一旦劳动力优势丧失，后面的产业又不能跟上，发展的前景就令人担忧了。
选择四：必须建设和谐新农村
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不仅国内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也面临诸多国际压力，如WTO后调整期，不仅工业、农业都面临非关税贸易壁垒，还有来自国际市场的挑战。在此环境下，***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是改革的长期任务，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顾海英教授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是一项庞大而长远的系统工程。在这项工程中，主要执政理念是建立公平的利益制度；首要条件是提高农民收入。如何提高？一是农村经济要发展，农产品效益要提高，二是农业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力研发并保护自主知识产权；此外，还要通过财政手段、城乡统筹来提高农民收入。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基本条件是农村生活环境要改善，具体内容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公益、社会事业、农民总体素质等等。她说，和谐的本质特征是农村的全面进步，和谐不仅是经济的，应该是方方面面的。
选择五：必须强化现代服务业
上海制造业的“双优势”效应正在减弱。这个“双优势”，就是指原来制造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后发优势，以及在全国经济中的先发优势。这种“双优势”是13年来上海经济12.4%以上平均增长速度的重要推动力。上海如果要进一步保持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出路之一必须是尽快强化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双优势”，“而且，上海已经具备了服务业集聚的环境条件和人力资本条件”，刘松博士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