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人大常委会举行监督听证23位市民为政府促就业献计策

听证陈述人争先恐后举手要求发言

交通协管员林伯祥说，政府想办法让“4050”人员就业，还应该扶上马，送一程，为他们竖起就业的最后一道屏障。

　　“今天一走进会场，就有一种当家做主的感觉。我心里真是太高兴了！”多次举手要求发言，一开口又吐出一连串“高兴”的，是中学退休教师顾明德。他高兴自己作为一名普通市民，也能参与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为推进上海的就业提上一点建议。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12月18日首次举行的监督听证，为逐步扩大人大监督的公开度和代表与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创设了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23位通过报名申请的上海市民走进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政府促进就业工作”听证会，与8名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平起平坐，共同发表意见。
　　
　　20个听证陈述人的发言，几乎个个都超过了规定时间。他们说，上海要站在新起点、谋划新发展，靠的就是全市人民的参与，这样的听证会，希望今后能够经常举行，让每个上海人都有机会参与，让每个上海人都感觉到自己是上海的主人。
　　
　　“希望政府再扶一把”
　　
　　“上海的创业环境要快点完善。”说出这个切身体会的，是开办了汽车干洗服务社的创业者袁小萍。袁小萍说：“我下岗10多年，渴望就业岗位的心情根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去年初，靠着政府搭建的创业平台，我用家里仅有的3600元积蓄走上创业之路。如今服务社已经吸纳了120名‘4050’人员就业，拥有了3000多个客户。服务社搞大了，真希望政府能再扶一把。”
　　
　　失业人员创办的小企业或非正规就业组织渴望社会关怀，有这样想法的不仅是袁小萍。根据劳动保障部门调查，当前本市整体的创业环境尚不够理想，创业服务的质量还有待提高，各界对创业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存在着不少障碍，特别是本市微小型企业面临着不合理收费多、摊派多、融资难、开办的限制条件多等不利因素，制约了微小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听证陈述人在发言中，列举了创业的种种难处。他们说，非正规就业不是企业而是业主，但各有关职能部门和管理部门却总是用企业的标准去要求他们。中小企业还屡屡遭遇行业限制，对于印刷、出版、金融等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得进入的行业，中小企业申请时往往碰壁，像是有一道“玻璃幕墙”挡着。而“4050”项目做大变成正式企业后，也缺乏进一步扶持的后续措施，贷款少、要求高、手续繁琐等一系列融资难问题，让中小企业很难做大做强。
　　
　　“政府各个部门都尽点义务，对中小企业扶一把、拉一把，这样才能让就业的路变得更通畅。”袁小萍说出了众多创业者的心声。
　　
　　别让“低保”变成“一卡通”
　　
　　别让“低保”变成各项社会救助政策聚焦的“一卡通”。带来这一意见的，是曹家渡街道的就业援助员王佩静。
　　
　　王佩静说，现在有些就业困难人员一旦走进“低保”这扇门，就再也不愿通过创业走出来。因为目前有许多隐性优惠依附在“低保”上面，“低保”并不只是每月的固定补助，更意味着有可能享受廉租房政策、获得学校的免费午餐、得到医疗救助等。王佩静讲述了社区中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位47岁、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的男子失业了，他觉得自己还有劳动能力，就放弃“低保”去做保安，每月收入700元。没想到孩子后来考上中专，因为不是“低保”家庭，4700元的学费就不能减免。据统计，全市享受低保的44万人中，有10万人处在劳动年龄段。但是有些人为了保住“低保”，当就业援助员前去介绍工作时，就找出种种理由表明自己不能适应，迫使用人单位辞工。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强调在安排政府托底的公益性岗位时，必须优先安排低保人员，结果一部分非低保的生活困难人员想就业而无岗位，出现了“能做的不愿做，想做的又不能做”的状况。
　　
　　王佩静呼吁，“低保”不能变成所有救助共享的标准，政府要想办法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让有劳动能力的人提高劳动愿望。
　　
　　找工作别只瞄准“白骨精”
　　
　　千军万马奔向“奥非斯”，千方百计去当“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一句形象的表述，描绘了年轻人找工作难解“白领情结”的现象。来自创价人才服务公司的孙立平说，其实“上大学＝出类拔萃＝高薪”的就业观该改改了，学校教育如果只抓就业技能的提高，而不抓就业观念的转变，促进就业工作就是治标不治本。
　　
　　据悉，目前青年失业占整个失业人群的30－40％。这些人找不到工作，除了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外，难就难在就业观念上：对工资、上班路线、专业、工种等比较挑剔，不愿干苦、累、重、脏的活，要做既轻松、工资又高的工作，最好是“白领”。有的市民说，现行学校的课程中，缺乏艰苦创业意识教育和就业技能培养的内容设置。学生离开校门后，艰苦创业意识薄弱、就业技能差、动手能力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劳动就业部门和用工单位，一个孩子有两位家长陪同求职的情况屡见不鲜。
　　
　　来自华东政法学院的大学生王建伟提出，政府应当引导和鼓励高校对专业重新设置与整合，还可以建立大学生就业预警机制或大学生就业市场状况年刊等方式，让年轻人充分了解行业的饱和度，尽早调整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而来自同济大学的黄蔚同学则提出，现在的青年见习基地面要拓宽。他说，现在的见习、实习基地中有许多是大企业，其实能进大企业实习的人大都是大学生中的佼佼者，对于普通学生而言，还是希望多一点到中小企业实习的机会，以拓宽就业门路。
　　
　　政策可操作性待提高
　　
　　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来自长寿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的严锡树特别感受到政府对促进就业工作的重视。他说，这些年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了很多促进就业的政策，还实行了就业和救助的联动机制，可是真的操作起来困惑就来了，毕竟每个困难人员的情况都不一样，适用哪一条政策才最恰当呢？
　　
　　严锡树屈指算来：救助有享受和符合低保条件两个概念，讲劳动能力时又忽视了暂时丧失劳动能力这一群体。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基层只好自己定个范围来执行。他说，政府制定政策时，一定要多方考虑，尤其要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
　　
　　听一些市民介绍，政府出钱购买岗位解决就业的举措很好，但群众知晓度不高，而且申请手续比较繁琐，不便操作。有些企业享受优惠政策后不久，岗位又流失了，却缺乏后续的监管机制，降低了政府资金效能。还有位民营企业的老总是在一次座谈会上，才偶然得知各级政府都开办了职业介绍所，而且企业安排“4050”人员可享受优惠政策。
　　
　　来自发电厂的章好全更对截流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意见。他说，现在有不少企业在转制时，想尽办法“甩包袱”，买断工龄，把职工推向社会，进而扩大了失业队伍，其实这是在借国家的支撑力发展自己，把失业的压力推给国家，这对国家、对职工都很不公平。希望政府要加快对转制行为进行规范。
　　
　　听倪地章等协保人员介绍，现在就业市场存在着不规范现象，首先表现为不签订劳动合同，少缴或不缴社会保险费，从而抬高失业人员再就业的门槛。有的单位采取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或者直接与劳务型公司签订合同，规避或者少缴社会保险金，降低用工成本，因此即便政府有补贴，用工单位也不愿意用失业人员。有不少职业介绍机构一间房子、一个电话就擅自经营中介活动，有的还与单位人事部门拉拢关系，给回扣。
　　
　　从数字看就业
　　
　　市委、市政府提出本市今年促进就业的两大指标是新增就业岗位40万个，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
　　
　　预计到年底，全市新增就业岗位46万个左右，城镇登记失业人数30万人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可以控制在5％以内。
　　
　　通过就业援助，全市有9万名就业特困人员进入政府托底的社区保洁、保绿、保安、保养等公益性岗位。全市组建241家社区公益卫生保洁服务社，优先吸纳7600多名低保家庭中的协保、失业人员上岗。有5000多名大龄下岗失业人员进入交通协管员队伍。
　　
　　今年全市新推出250多个“4050”创业项目，预计可创造1.5万个就业岗位。全市月均增加1000多家非正规劳动组织，3000多名从业人员。到11月底，全市非正规劳动组织已达2.2万家，吸纳从业人员22万人，累计有1000多家非正规劳动组织转制为正规企业。通过开业指导和创业指导，累计为3万人次提供服务，开业成功率61.5％。
　　
　　本市就业形势仍然非常严峻
　　
　　来自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分析显示，目前上海的就业形势仍然非常严峻，主要问题是总量矛盾尚未根本缓解，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创业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
　　
　　目前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不断攀升，预计到年底，本市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总量约为30万，比去年底增加1万。此外，本市还有相当一部分协保人员长期找不到工作。与此同时，离土农民就业问题日趋严重。全市离土农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万，这些人员由于年龄、文化、就业技能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往往很难在就业市场上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此外，上海大规模劳动力调整的高峰虽然已经过去，但由于“世博”项目、环保建设、体制转换等因素，仍会伴随相当规模的劳动力调整。
　　
　　回声
　　
　　市民心声，当即引来了政府部门的响应。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坦言，市民参与监督听证，讲的全是基层最真实的情况，他们所提出的意见建议，政府部门有的已经在落实措施，有的在考虑时确实存在一些偏差。祝均一说，很多政策，不能光追求在大局上站得住脚，还需要深化、细化，否则贯彻到基层就会出现偏差。
　　
　　他表示，在制定和完善促进就业的政策时，将充分吸纳广大市民提出的意见，力求政策能够涵盖基层的复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