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当代传奇纪念上海解放5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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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06月22日发表
如果从考古学上的崧泽文化算起，上海迄今就有六千年的历史；如果从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置县算起，上海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1843年11月17日开埠算起，上海也有一百六十一年的历史了。然而在这悠远的历史岁月中，能够被清晰记忆的日子并不多。1949年5月27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日子……
历史新生
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杨树浦最后一股***守军向解放军投降，持续半个月之久的淞沪战役结束，上海全城解放；这一天，粟裕、张震率三野指挥所进驻上海市区；这一天，上海市军事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开始对上海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全面管制；这一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这一天，上海旗山人海，倾城狂欢，百万市民“打锣、敲鼓、挂灯结彩、舞狮子、玩龙灯、踏高跷、扭秧歌、大游行……用一切方式来庆祝我们老百姓的大翻身，向一切污蔑我们的人示威”；这一天，“上海开始了一页新的历史，上海六百万人民有了新的光明和新的生命”。
随后，新华社发表了热情洋溢、高屋建瓴的社论，“庆祝上海解放”，社论指出：“上海的解放，引起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迎。这是因为，第一，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反动派；第二，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社论强调：“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各种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的困难，我们决不能轻视这些困难，但是这些在上海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在全国各民主阶层的协力之下，没有不可依靠自己而克服的。”
但就上海的历史而言，上海解放的重要性更在于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从此，“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就成了共产党人的自觉意识和共同意志。
1949年8月10日《中国文摘》上的一篇文章就代表了这种自觉意识和共同意志：“上海必须割断它对帝国主义经济体系的依赖关系，它必须从一个由帝国主义、买办、官僚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城市，改变成为一个为国内市场生产、并且为人民服务的城市……上海是旧中国经济体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集中而有代表性的表现。它过去的所谓繁荣，并不是建立在独立而健全的经济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及其买办的基础上。上海的生产，主要是为了一小撮外国剥削者和国内买办官僚的私利。上海大部分关键性的企业，都掌握在外国人或中国官僚资本家手里。许多工业单位的原料、动力，不得不仰仗外国的供应。此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必须抛弃，上海方始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繁荣的新生的人民城市。”
翻开那时候的报章，这样的言论和文章，可谓俯拾即是。这些言论和文章有一个共同主题，那就是对旧上海的诅咒和对新上海的期待。1951年，作家柯灵在《人民中国》发表的《新上海》一文，就非常鲜明地点出了新上海与旧上海的根本区别所在：“新上海是通过商业和物资交流而跟国内其他各地密切联系的。由于面向国内，而不是面向海外，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跟国家合成一体，它为国家的需要竭诚效劳。今天，上海已从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传染病扩散的源泉，变成一个新中国力量的源泉。”
以这样的自觉意识和共同意志为起点，新上海完全取代了旧上海，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罕闻”的现代传奇。短短的数年间，娼妓消失了，鸦片消失了，***消失了，帮会消失了，流氓消失了，恶棍消失了，拆白党消失了，盗贼消失了，绑匪消失了……曾经猖獗一时的一切邪恶势力，在新政权的铁腕之下销声匿迹了，上海呈现出一派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
路向转变
然而，新上海对旧上海的取代，并不只是新旧政权的更迭，也不只是“用严肃而有道德的秩序代替松弛和轻薄放荡的品性”，更重要的是上海发展路向的转变，即由“面向海外”转变而为“面向国内”。
纪念上海解放55周年
在上海的历史上，“面向海外”是1843年开埠以后逐步确立起来的一种发展路向，这种发展路向对上海城市的现代变迁，有着既深且巨的影响。在此之前，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整个城市序列中，上海都处于江南地区的边缘位置。虽然那时上海已显示出自己独特的城市个性，“海禁”解除之后，上海城市社会经济构造的外向型特征尤其明显。但整体上说，上海依然只是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在江南地区的城市群中，它的重要性无法和苏州、杭州这样的中心城市相提并论。那个时候的上海，可以说是江南的上海。
开埠以后，这种区域城市格局随着中外贸易体制的确立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上海与世界经济、文化的互动日益紧密，并在这种日益紧密的互动中日趋现代化和国际化。因为开放，上海建立了通达中国与世界各地多层多面的关系网络；因为开放，上海汇聚了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资本与移民，加速发展。
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更步入了所谓摩登时代，成为整个亚洲最繁华和最国际化的大都会，美国学者白鲁恂指出：“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达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只不过是些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远远落后于上海。”上海城市由于国际化和异质文化交织的性质，江南的上海遂变成了世界的上海。
1949年后的上海转向，尽管在其最初有着迫不得已的具体原因，譬如***的封锁和随即实施的联合国禁运，上海实际上陷入被包围之中，上海与世界的广泛联系被人为阻断，上海港口的远洋轮船几乎绝迹，外资企业、外国侨民纷纷撤离。“对于一个经济上紧密依靠经由海道畅通无阻地获取原料、生产和消费用品和市场的城市来说，这种形势不能不在基本上影响它的经济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发展不能不主要依靠国内的资源和国内的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之由“面向海外”变为“面向国内”，由世界的上海变为中国的上海，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当这种转向逐渐变成一种自觉的追求和自主的选择的时候，特别是当这种转向与计划体制，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的国家化和经济构造的单一化的时候，就逐渐变成了一种板结的体制，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一种“心灵的积习”。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先前早已形成的开放的传统、制度化的传统、移民的传统、自治的传统、市场化的传统，以及多元文化的传统，开始从意识层面消失，或退藏于密了，上海的活力、想象力、创造力便在日趋逼仄的空间中慢慢地钝化。
再创奇迹
但是，上海是一个能够不断创造奇迹的城市，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困顿之后，又把这种困顿转变成一种前进的智慧。也许是看透了这个城市的特质。1952年，正在哈佛大学撰写、修改博士论文的罗兹・墨菲，特别把论文的最后一章留给“上海的今天和明天”。他在这一章的最后大胆地预测道：“不管什么新兴的工业区在哪里出现，上海很可能将会依旧接近整个中国市场的中心，长江水系将会继续为它提供通向全国市场的价廉而便利的门路。只要上海保持其贸易、商业和金融的重要性，它的资本将会是相当雄厚的；在可预见到的将来，这些功能看来不大可能会被夺走。熟练的劳动力和技术管理力量，总是倾向于被吸引到这样的中心城市，并且由于早先存在的工业结构而被培训出来。在中国其他各地逐步实行上海首创的经济格局的过程中，无论从工业还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上海总是赚到的多，亏蚀的少……大城市不会偶然地出现，它们不会为一时的狂想所毁灭。地理上的事实曾经创立了上海；一旦和平在东亚恢复，这些事实将会使上海在未来的岁月里繁荣昌盛。”
看来罗兹・墨菲博士的话并没有局限于书斋。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上海再造“通向世界之桥”，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城市氛围变了，视觉形象变了，生活节奏和心理适应性变了，上海的社会风气、人格心态变了，甚至连上海人的表情都变了。伴随着这种变化，蛰伏多年的上海人的天性和遗传基因被激活了，上海人与生俱来的对外来文化宽容接受的态度，以及“上海人在百多年的经济社会中养成的一整套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例如契约精神、敬业精神、时效感、合理主义等等，成为得天独厚的资源，成为发展市场经济和走向世界不可缺少的文化支持”。政策的优势，传统的激活，再加上上海曾经达到过的社会地位和历史高度，使上海再度成为中外资本、人才、信息汇聚的高地，上海在海纳百川中又一次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