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建设要从硬件平台走向软件平台

　　从实现建设目标的途径来分析，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之关系相似于形态与功能之关系。形态为功能服务，形态效益的最终体现要靠功能，离开了功能的实现，形态则失其目标价值。因为功能若不能发挥，资本便会沉淀在形态上，而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沉淀的资本则无生命力。1990年代以来，上海大规模的城市形态建设，为城市功能的提升和实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条件，要使条件发生作用，还需要在软件建设即功能挖掘上下功夫。这就是上海最近提出的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和法治化。没有这“四化”，现代化建设是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

　　首先，实现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和法治化，是应对WTO挑战的关键之策。WTO作为一个国际多边贸易组织，其任务有三：一是放开市场；二是制订规则；三是知识产权保护。而适应这三项任务的能力则取决于成员方的市场化、法治化及知识产权化程度。不可设想一个市场化程度低、法治化水平不高、知识价值得不到尊重和体现的国度或地区，会敢于放开市场、自觉依法经营、杜绝侵权行为。所以，我们面前的参照系是一种世界标准，即国际标准。而对这个标准的把握，则取决于我们的国际化程度。

　　其次，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迫切需要城市软件升级。新型工业化与传统意义上工业化的重要区别，在于其时代背景的差异。差异之一是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差异。处于经济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产业演进正在突破传统的均衡发展模式，出现赶超模式。发达国家经济的扩散效应系数放大，导致次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发生前倾，出现了“非工业化现象”，使服务业从工业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体系，进而推进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即城市功能发生提升。上海正处于这样的时期。但这种推进只是一种外生性变量，它还必须通过内生性变量起作用。这个内生性变量的培育，要靠实现现在我们说的“四化”，靠城市软件建设和功能培育。

　　差异之二是信息化程度的差异。世界经济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的时期，也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但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超过英国工业革命时代以来的任何一场革命，而其完成的时间远远快于其他革命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工业化，必然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诸如资源共享程度增强、资源配置效率和水平提高、新技术革命进程加快、生产和流通过程加速等。但这也只是一种外部经济环境特点，要使之为我所用，还必须在加速工业化进程中实施信息化，真正实现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传输网络化、信息技术应用集约化，努力构建“数字上海”的框架。为此，上海坚持将信息化作为优先发展战略，这是卓有远见的举措。

　　再次，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和法治化是加快城市功能转换，构建上海“四个中心”定位框架的重要保证。1990年代伊始，***为上海设定的目标定位，其决断的内涵和依据有二：一是根据上海通江达海的独特区位优势，发挥强大的辐射功能，成为国内“龙头”和国际“中心”；二是依据上海资源特征，决定其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高于全国各省市的经济逻辑。上海地域不大，但其经济总量素来是全国的领头羊。为此，凡系耗用资源多、污染严重、投入产出失衡的低能级产业均在被淘汰、更新之列，以腾出上海寸金之地的空间，吸引高能级的产业入驻，提高城市功能和经济密度。

　　可喜的是这一势头已经显现。其渠道有三：一是跨国公司根据其全球化经营战略，利用长三角区位优势，调整和部署其在该区域内的功能布局，将长三角纳入其全球供应链管理之中。我国企业当因势利导，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分工合作格局；二是国内大型企业逐步进入跨区域发展阶段，相继调整其功能的空间布局，将中枢管理机构、R＆D中心、物流中心或信息管理中心迁至上海，在上海与企业原创地之间形成垂直分工体系；三是创办于上海的企业随着城市功能的转换，不断扩散其后续功能至周边地区，重新构建企业功能的空间垂直分工体系。为使这一良好势头健康发展，上海有必要做好两件事：一是积极探索同长三角和长江流域联动的新路子，构筑协同发展平台；二是强化土地储备机制，为功能性项目入驻上海留有足够空间。

　　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上海，不仅仅是形态建设的大变样，更是功能建设的大变样。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将崛起于太平洋西海岸。但是，正如陈良宇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倍加珍惜历史机遇，倍加珍惜上海心齐、气顺、劲足的大好局面，艰苦奋斗，毫不懈怠，把美好的希望变为灿烂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