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未来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科教兴市名人谈

　　走“科教兴市”道路：必要性和紧迫性
　　为什么要把“科教兴市”作为未来上海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我们怎么来看待“科教兴市”战略对于上海未来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上海目前正在经历一次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上海经济发展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体制外的发展逼迫体制内的增长。1990年开发开放浦东以前，上海的经济增长基本上仍然是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常轨在运作。这一时期，珠江三角洲首先实现了对外开放，江浙两省的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也先后发展起来。他们都是通过体制外率先走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的。但是这一时期,上海仍然按常规艰难地运行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上。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上海开始开发开放浦东，这给了上海一次结构性调整的机会。首先是因为有了浦东这个新的空间―――它是推动上海经济起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有了这么一个空间，上海开始进行土地批租、吸引外资。大家站在黄浦江畔看今天的陆家嘴，就会发现，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中心正在矗立起来。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上海的经济增长有目共睹，发展速度令世人震撼。这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以土地批租为前导的资本驱动型经济增长―――首先以地换钱，然后将大量的钱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到结构转换；把传统的低附加值的产业改造成具有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服务业和金融业。
　　但是，进入2000年以后，上海经济连续十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开始出现递减的趋势。假如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注入，上海未来的经济增长就有可能面临一系列的困难。所以，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上海需要进行新的结构性调整，以适应国际国内对上海下一轮经济发展的要求。
　　上海经济结构调整：何去何从
　　为了准确找到上海新一轮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我们有必要从理论的角度加以论证。
　　首先，可以借用W・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来解释上海为什么要进行结构性调整，走通“华山天险一条路”，发展高科技，提高上海产业的附加值。
　　W・罗斯托在上世纪中叶发表的题为《非共产党宣言》的著作中，以发达工业化国家为样本，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为经济起飞做准备的阶段、经济起飞阶段、大规模批量生产阶段、群众高额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我们把后三个阶段归为一类，简化为三个阶段，可能更具有普遍意义，即：（1）为起飞作准备阶段。主要指传统社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为经济起飞做准备的阶段。（2）经济起飞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力迅速发展。如邻国日本、亚洲的“四小龙”，乃至工业化早期的英国、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等，大多经历了这个阶段。（3）经济增长进入稳态。在这一阶段，经济还是有一定增长，但比较平缓。比如现在的北欧国家，人们主要通过对外投资等获取收入，劳动已经不再重要。这个阶段又可以划分为很多小的阶段。
　　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起飞―――突破一个临界值―――进入稳态。中国现在正处在经济起飞的阶段，但还没有进入稳态。过去的20年，中国的GDP翻了两番，但是人均国民收入没有翻两番。这是因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增长的人口，把人均国民收入压低了。我们还没有突破这个临界值。但就上海而言，上海经济连续十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使上海的经济增长即将走出罗斯托所说的经济增长的第二阶段。上海要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当中，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完成结构性转换，利用经济起飞的冲力尽快进入经济增长的稳态。
　　其次，我们还可以运用钱纳里的结构转换理论来分析上海为什么必须进行结构转换。钱纳里结构转换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换。
　　钱纳里通过对世界各个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分析，得出结论：第一产业（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递减；第二产业（工业）的贡献率是先增长，然后慢慢走平；第三产业（广义的服务业）的贡献率则呈攀升趋势。
　　上海自1990年开发开放浦东以来，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对GDP的贡献已经趋于零，其主要作用是保全土地，是如何将农业用地合理地转换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用地；制造业对GDP的贡献进入稳态，其主要作用在于奠定本地服务业发展的产业基础，同时吸纳大量就业；真正对GDP带来贡献的是服务业。现在上海服务业已经超过制造业，农业在急剧萎缩。上海实际上已经在“爬山”了。农业和工业已经不能为城市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收入流量，因此必须通过发展广义的服务业，包括科技、知识、教育产业来促进经济发展。
　　上海目前已经处在S点上。因此，如果再不走“科教兴市”的发展道路，全面提升产业结构，上海将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就有可能趋于枯竭。
　　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波特教授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由于驱动要素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方式：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谁拥有土地谁就是富人，谁就是社会的主流。在手工业经济时代，能工巧匠的劳动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进入工业化时代，资本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到了后工业化时代，知识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根据有关定义，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并直接创造价值的知识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与诀窍有关，“我会你不会”，我就能挣钱，我们把这种与诀窍有关的知识称为技术；第二种知识与属性有关，从经济学角度讲，属性就是信息，“我知道你不知道”，我就能挣钱。
　　根据这一理论，可以判断，上海目前将要走出由资本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最近二十年，沉淀在整个长江三角洲的外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初步估算是在1000亿美元到1200亿美元之间。这个地区再要容纳更多的现金流是有困难的。资本已经开始过剩，无利可图，找不到投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尽快导入知识要素，来驱动经济的增长，给上海未来的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从现实经济的角度来看，目前上海的商务成本已经在大幅度提高。
　　作为一个中心城市，上海的商务成本主要由三部分构成：1、显性成本，主要指地价和工资，这是可以看得见的，并且通常总是刚性的。2、隐性成本，包括市场交易费用和政府办事效率等，这是看不见的，是“软”的。进入市场的成本越低，群众的首创精神就发挥得越好，企业家就会越来越多，整个社会才会朝气蓬勃。3、枢纽成本，中心城市核心竞争力往往体现在降低枢纽成本上，看你这个市场是否开放，是否能够为人们提供各种便利，是否拥有一整套发达的服务系统，从会计、审计、咨询服务到金融、贸易、市场中介、保险的成本是否低，看你的市场规模、与外界的联系是否发达，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枢纽成本，并且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枢纽成本大幅降低，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商业机会。
　　从上述三大内容来看，上海有些成本是降低了，有些却在逐步提高。比如枢纽成本大大降低了；隐性成本方面，我们看到，政府的办事效率在大幅度提高，但是，上海的地价和工资却明显上升了。隐性成本和枢纽成本的降低，可能抵消不了显性成本的提高。因此，现阶段我们应该走另一条路，而不是继续通过土地批租、炒作楼盘来推动上海经济发展。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如果还要走这条路，上海就可能成为第二个东京、第二个香港。我们绝不能重蹈这个覆辙。现在，大量的外商投资向江浙两地的转移已经给了我们一个信号：我们需要改变上海经济增长的路径。
　　那么，上海还能不能回到成本竞争的时代去呢？当然不可能。
　　在一个产品的业务链上，组装的附加值最低，研发的附加值最高；中间品也比较高，因为中间品的生产有技术含量，然后附加值慢慢递减；到了销售和售后服务，附加值又高起来，因为它有品牌，有全球售后服务系统。由此可见，在组装的上游，是技术；在组装的下游，是信息、知识。而在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是廉价劳动力在创造财富。所以，上海要走通“华山一条路”，要用知识要素来驱动经济增长，显然不能再做组装，也就是通过简单劳动来获取收益。在长江三角洲的区域分工和整个中国的城市定位中间，上海要抓住知识含量比较高、周边地区不能做的东西，这就需要发展科技，用知识要素来驱动经济增长。
　　上海要实行“科教兴市”战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
　　经济增长在世界上从来都不是均衡地出现在每一个地方的，无论从世界经济的角度，还是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都是中心和外围的结构。中心就是城市，城市具有实现产业集聚的功能，由此又会出现一大批具有不同等级的城市。上海处于什么等级？现在的定位就是“四个中心”。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在世界贸易流量和金融流量中占有多大的份额，不是取决于国家总体经济实力，而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有没有世界级的城市，有没有能力把大量的国际贸易流量和金融流量引导过来。这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抓手”。上海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提“四个中心”还是不够的，上海必须成为“科教中心”，必须上升为世界城市。
　　既然上海处于这样一个中心城市的地位，那就不能与其它长江三角洲城市和内地城市做一样的产业结构。上海走得越高，腾给周边地区和腹地城市的发展空间就越大，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就越大，这也就是上海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实证研究表明，环渤海湾经济圈，从北京、天津到周边地区，产业结构是呈梯度分布的。珠三角地区产业分布介于环渤海湾经济圈与长三角之间，虽然梯度不明显，也是有分工的。但就是上海所在的长江三角洲，现在是一个相关系数很高、水平分工、竞争非常激烈的区域。这个区域将来怎么发展？就要看上海。作为一个中心城市，上海应该有这样一种历史使命感。
　　最后，外部环境所发生的变化，也需要上海通过结构调整，走“科教兴市”的道路。
　　国内环境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贸易，由此产生了一个经济地理效应：产业、人口、资源、交易逐渐向海洋边集聚。这是不可抗拒的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在整个东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上海周边地区，凡是有港口的地区，都迅速地成长起来。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发展与上海高度同构，这样上海在制造业等上面的优势就没有了，所以，上海要发挥中心城市的功能，就要往高处走。
　　国际环境的变化体现在，随着中国的入世和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原来的东亚增长三角（新加坡―香港―台湾）逐渐北移，形成了新的增长三角（新加坡―北京―东京）。在这个新三角中，上海成了中心所在，而不再处于外围。经济地理位置发生了变化，给了上海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此外，随着经济地理的变化，高科技产业的经济地理结构也在发生变化。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暴跌，意味着IT产业新经济已经从高频率的创新阶段开始进入到成熟技术的成本竞争阶段。这便导致IT产业的三个环节―――研究（Research）、开发（Design）和制造（Made），开始出现了分工。上海在这场开发竞赛中能够占据什么地位，非常关键。如果能够在Design这一环节拔得头筹，上海经济便有可能实现新的起飞。
　　上海如何走“科教兴市”发展道路
　　1、创新是前提从创新本身来讲，它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增量创新。其特点是连续的，不需要研发投入，即所谓的“干中学”。如高效钻头的发明，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二，基本创新，即产品的创新。这种创新需要研发投入，由此产生一个新的产业部门。这种创新是不连续的，比如尼龙的发明就属于此类。第三，技术体系的创新。与单个产品的创新不同，这种创新可以影响到所有的部门，具有不连续的特征。比如蒸汽机、电动机、内燃机的发明等。第四，技术经济模式创新，这是最高级别的创新。这种创新甚至可以影响到整个经济和社会，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具有不连续的特征。例如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明等，就属于这类创新。正因为这样一种创新的出现，人类社会才进入到了信息时代。由此可见，四种创新模式，除了增量创新，其他的创新都需要有R&D。所以，上海要实现科教兴市，就要增加R&D的投入。
　　2、建立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一般由这些要素构成：（1）基础研究。主体是大学和各类国家科研机构，资金来源是国家的资助和投入。这意味着，上海要走科教兴市的道路，将来的财政预算就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目标是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进行推广，使之成为公共所有的东西。（2）应用研究。主体是现代公司的研发机构，资金来源是各种风险投资。所以政府绝对不能对企业投入研发费用。其目标是将理论和发明转化为技术。（3）开发研究。主体是受利润动机驱动的企业。资金来源是企业的自有资金。目标是把技术变成产品。
　　要建立这样一种创新体系，就需要一些制度要素：第一必须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它是不可缺少的，同时必须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国家如果过分地保护某些属于公共所有的知识产权，就是滥用。其次是要建立一个发达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最后必须要有政府的干预，政府的干预对于技术落后的后进国家将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3、开展国际合作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创新中一般存在这么一些问题：一是缺乏资金，导致基础研究不足；二是缺乏企业家，导致技术创新不足；三是缺乏有效的市场，导致技术转让不完全。
　　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三要素―――企业家、劳动者和资本，究竟谁才是推进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因为只有企业家才是与企业共存亡的，企业家才是创新的主体。从制度上讲，我们不仅要解决基础研究资金不足的问题，在如何激励现代公司企业进行创新方面，在把基础研究变成技术，把技术变成产品的过程中，我们要对现行的企业制度加以改革，造就一大批企业家，而不是在国有企业里任命一批干部。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创新上存在不足，因此往往需要从跨国公司引进技术，但直接引进技术存在一些缺陷：比如成本比较高，引进的永远只是成熟技术，技术不成体系等。因此我们必须改变策略，不是在最终阶段向跨国公司购买技术，而是在基础研究阶段就与其展开合作，以获取知识的外溢效应。我们要实行技术追赶策略，而不是简单的技术COPY和技术引进。
　　4、组织创新现代技术创新的最新趋势有三个特点：（1）基础科学知识在技术进步过程中开始起决定性作用；（2）在基础研究过程中，许多重大的突破是科学研究之间相互启发的结果；（3）技术带有更加强烈的系统特征，它需要合作、协同，比如一部汽车就是整个工业体系的融合。
　　那么，如何进行组织创新，以满足现代技术创新最新趋势所提出的要求呢？一是实现内部化。单个企业的创新已经不能够提高竞争力，为此需要建立新的组织机构，把外部独立的组织变成内部化的东西，我们要建立开放性的研究所，把大学的实验室建在企业里，突破产学研中间存在的巨大壁垒和巨大鸿沟。怎么突破？这就需要有一个新的组织载体来协同完成。二是开展外部交易。比如发展技术转让市场，发展大学和实验室之间的人员交流和互访制度等。如果能从这两个方面对我们现在的科研体制、组织方式加以改革，将对上海进行科技创新、提高效率有所帮助。
　　5、技术选择技术进步的类型可以有很多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节约劳动的，既增加就业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就业但不提高生产率的。我们在结构调整中，一定要从上海的实际出发，选择一种既提高劳动生产率，又增加就业的技术进步类型，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我们把工业化和高科技、信息化很好地组合在一起，通过科技进步发展出新的产业部门，为此我们就必须提高全上海市民的文化素质。
　　6、教育为本我们说上海要走“科教兴市”的道路，但现在有一种倾向，往往强调了科技，忽略了教育。实际上，科技是果，教育才是因，因此要以教育为本。
　　教育方面，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型。这里的关键是要改革现有大学的教育模式和招生制度。这个问题一旦解决，中小学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大学教育是更高层次的素质教育，是为今后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因此，不能把读大学与找工作，特别是找白领以上的工作等同起来。只有大学教育发展了，才能真正突破现在的教育瓶颈，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
　　第二，义务教育和有偿教育怎么解决？大学教育应该是相对有偿的，而中小学教育应该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应该是培养公民良好道德，奠定公民基本素质的教育，是有助于社会发展稳定的教育，应该由政府出资。大学教育是一种专门技术的教育，主要的受益者是个人，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所以应该主要由个人掏钱，政府给予必要的资助。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应该向民间开放，允许民间资本的介入，而中小学教育应该由政府垄断。我们现在的情况正好颠倒过来。
　　第三，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美籍华人田长霖教授在研究中发现，硅谷之所以成其为硅谷，就是因为在硅谷附近集聚了90多所高校，高校之间进行学术交流的时间成本在20分钟以内。大学的规模集聚效应，使得知识的流量喷涌而出，科技创新源源不断。在这方面，北京的中关村也对上海提出了挑战。所以，上海要走通“华山一条道”，一定要有大学的规模集聚效应和知识平台的支撑。目前，上海的大学在空间配置上存在的问题，一个是分布太松散，交流非常欠缺，基本上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另一个是每个大学都搞综合化。与其如此，不如让具有不同特点的大学实现规模集聚。
　　我们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就意味着要进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体系需要通过新的产业结构来体现，新的产业结构需要劳动力作出相应的结构调整。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三方面问题：一、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新的人力资本从哪里来？是发展教育还是接受移民？二、其中所产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怎么解决？三、创新所需要的企业家如何培育？提出这些问题，供大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