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城市化水平提升上海城市能级

　　在“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大讨论中，一个热点问题是在战略规划布局上如何统筹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发展，合理配置全市土地资源，提高城市化水平，提升城市能级，推动上海经济新一轮发展。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晓雷从提高城市化水平与上海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关系角度作出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提高城市化水平是上海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和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动力源
　　城市化的核心涵义是由专业化分工所引起的市场扩张。分工使市场细化和扩张，市场细化和扩张使交易范围扩大。为了追求低的交易成本，引起了要素（土地、资本、劳动）的空间聚集，表现为城市的兴起及城市的扩张。城市化的经济效果有二：一是由专业化分工所引致的递增收益；二是由要素聚集所引致的聚集经济。前者提高生产效率，后者提高交易效率。所以，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一定阶段中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表现。美国和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农业人口分别下降了72％和65％。城市化使市场急剧扩张，要素大范围流动和快速聚集，二元经济结构趋于消除，有力地支持了美国、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上海现在的经济成长阶段，城市化水平和城市能级的提高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上海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为47％左右，在6393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上，水域和农业用地为4628平方公里，占上海总面积的72％。而2002年，第一产业占上海GDP比重为1.6％，对GDP增长贡献率仅为0.5％。另从土地产出率或收益率看，上海中心市区如以内环线以内计，面积约为100平方公里；如以外环线以内计，面积约为620平方公里。即使以外环线为界，外环线以内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9.70％，外环线以外面积占总面积的90.30％。
　　根据数据，可以计算出2002年中心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面积GDP为6.01亿元，郊区平均每平方公里面积GDP为0.29亿元。同时，上海郊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农产业发展及人均收入水平也为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率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基础。2002年上海郊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12元。据资料，上海农民的实际收入中，非农收入占75％以上；农民劳动力的70.83％就业于非农产业。所以，上海在新一轮发展的战略思考中应跳出区县各自为政，平面推进铺产业的套路，转而考虑城市经济内涵的提升和经济边界的扩张，通过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提高城市化率、提升城市能级来支持上海的新一轮发展。在城市空间区位规划上应循着将中心市区扩展为大都市的思路，在6393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上统筹规划，遵循城市空间区位市场选择规律，在城市地理边界的约束下，通过对不同等级区位功能的分析，确定城市空间布局及土地的开发控制条件。在此过程中，引入“地均GDP”（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积GDP）概念，以优化城市空间区位结构，提高土地配置效率，提升城市化率和城市能级，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增长。
　　二、上海提高城市化水平的路径应该是城市向郊区扩张，而不宜走农村就地城镇化、农民就地非农化的路子
　　在工业化的分析框架内，城市化表现为农业与二、三产业的分离，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消除，农业产业化及二、三产业的扩张。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置身于新的社会劳动分工体系，成为商品（包括农业产品）需求者和雇佣劳动者。农民成为商品需求者后，一方面对工业品和农产品的需求增加，扩大了商品市场；另一方面又为市场和产业扩张提供了大量雇佣劳动力。同时，工业、服务业的扩张和农业的商业化和产业化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结果。所以，根据城市化发展规律，农民必须与土地分离，与农村分离。不然市场和产业的扩张、农民的市民化、城乡发展差距的缩小、二元经济结构的消除都难以实现。事实上，如果资源配置效率不提高，无论是城市化、区域经济发展、“三农”等问题都无法解决。
　　对上海而言，所谓提高城市化水平更不是指农村城镇化，而是中心市区向郊区扩展。随着城市能级的提升，要素聚集密度的不断增强，中心市区的边界向外扩张，边缘区和郊区的功能发生转变，经济质量提高，与中心市区的发展融为一体，整个城市发展成为“上海大都市区”。
　　如果走农村就地城镇化、农民就地非农化的路子，农民与土地和农村的分离不彻底，社会专业化分工体系不发达，产业分离和市场扩张有限，要素聚集和城市化发展也就不充分。如此，不仅二元经济结构难以消除，而且中心市区的扩展和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难以实现，上海的经济区域空间和经济增长空间将受到抑制。
　　三、上海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关键环节是合理解决农民离土的补偿问题和农民非农就业问题
　　资本原始积累是通过将小生产者与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所有权相分离，限制或消灭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创造出社会分工，创造出雇佣劳动者，进而创造出对商品的需求。从此意义上说，原始积累与社会分工、与市场扩张、与城市化是紧密联系的。但是，在市场的“自然强制”力量形成之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借助于暴力手段强行剥夺农民的生产资料，使农民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和雇佣劳动者。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城市化不能采取剥夺农民的手段。应该给予农民充分的补偿，并为农民的非农就业创造有效的政策条件。从上海的情况看，在农民土地补偿问题上，可以考虑将金融机制和财政机制引入农村土地流转交易过程。比如运用土地储备银行或土地储备基金的运作机制来解决土地流转交易中的现金流量问题，同时辅以配套的财政政策，如土地储备贷款贴息优惠、发行土地储备债券等。利用金融、财政杠杆将农村存量土地资源导入市场化流转轨道，既能提高土地配置的集约化程度和利用效率，又能使农民、村镇、银行、政府都能分享土地升值所带来的收益，可以达到多方“共赢”的目的。在农民非农就业问题上，可以考虑提供两个制度条件，一是将农民纳入全市社会保障系统；二是打通城乡户籍壁垒。有了这两个条件，农民就可以加速市民化，并可以与原市民及外地民工公平竞争就业岗位。而且，打破全市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性障碍，也是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提高上海城市化水平的迫切需要。

赵晓雷（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