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裔煊从漠阳大地走出来的杰出学者

　　9日至10日，纪念戴裔煊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戴裔煊，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这位漠阳大地哺育的赤子，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研讨会前夕，本报记者再次来到戴裔煊故居——江城区黄屋巷（现为太傅路织蓬巷），寻觅先贤的成长印记。采访过程中，记者在收藏爱好者陈泽满家中意外寻获《戴裔煊自传》手稿。这份手稿是戴裔煊写于1981年的，收藏在一封寄往山西省太原市《晋阳学刊》的信封里，字迹清晰可辨。写就这份手稿时，距离戴裔煊先生离世仅有7年时间，他在信的末尾写道：“现寄上本人自传稿，并附上照片一张。因未留底稿，用后请原稿退还为盼。”透过这份珍贵的手稿，结合记者采访考察，我们试图为读者还原这位漠阳之子的精勤治学之风和拳拳爱国心，发掘那些湮埋在时间尘埃里的珍贵历史瞬间。

　　太傅路织蓬巷

　　为戴裔煊出生地

　　关于戴裔煊先生的出生地和居住地，学界历来存在争论。今年8月27日至28日，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多名专家学者怀着对戴裔煊先生的敬仰和缅怀之情，专程来到先生的故乡——阳东区雅韶镇雅韶村塘客自然村，寻访先生留下的足迹，收集先生生前的资料。令人惊喜的是，关于戴裔煊祖居地和出生地，现在又有了新的发现。9月初的一个晚上，市收藏家协会书刊典籍专业委员会的微信群忽然热闹起来。大家看了《阳江日报》关于戴裔煊生平的报道后，对其出生地、居住地提出了各自看法并基本形成一致：除了阳东区雅韶镇雅韶村塘客自然村，“江城区黄屋巷”也应是戴裔煊的故居，并极有可能就是出生地。由陈泽满作向导，本报记者在旧城区找到了黄屋巷——就在太傅路的小横巷里，黄屋巷的巷牌就放在巷口。记者查阅资料发现，“黄屋巷”于1958年被改造为烟糖公司黄屋仓。

　　有意思的是，记者一行在黄屋巷走了几圈，都没查问到有戴裔煊故居，正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当记者转到旁边的另一条小横巷——织蓬巷时，这里的两户人家介绍，戴裔煊一家原来就住在织蓬巷7—9号。在我们还将信将疑时，9号住宅的大门打开了，一位老人家走出来，听说我们在寻找戴裔煊的故居，他爽朗地说：“我就是戴裔煊的侄子戴仕政，今年77岁，在阳江水泥厂退休。”我们对照了一下《戴氏宗谱》，印证戴仕政是戴裔煊胞弟戴裔炯的儿子。据戴仕政介绍，戴裔煊到中山大学读书以前就住在织蓬巷7至9号院子里，后来他住的房子卖掉了，留下戴仕政现在居住的9号房屋。由此推断，这里也是戴裔煊的故居，极有可能他就是在这里出生，因为他的手稿《戴裔煊自传》第一句就说：“我于一九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县城镇的商人家庭。”既是“出生于阳江县城镇的商人家庭”，就大致可以判定雅韶镇雅韶村塘客自然村是戴裔煊的祖居，而织蓬巷院子则是其出生地。

　　受恩师影响走上史学与民族学结合研究之路

　　戴裔煊为一介平民学者，一生著作颇丰、学贯中西，但其祖先却“世代贫寒，无力就学”。其祖父只读过三个月夜学，因交不起学费最终被塾师赶走，父亲读书四年已算是极不容易，到戴裔煊出生时，家境才稍微好转。记者采访获悉，1927年以前，戴裔煊在阳江县城镇先后受过私塾、师范附设高小、初级师范教育，诵读四书五经、诗和古文。戴裔煊在自传中写道：“语文老师不少是清末科举中有名人物。”

　　1927年，19岁的戴裔煊考入中山大学预科，经过两年预科学习后，升入中山大学本科历史系。在中大，戴裔煊遇到了恩师沈刚伯。当时，沈刚伯从英国留学归来不久，任中大历史系教授，开有世界古代史、初民宗教、中国文化西行研究等课程，对戴裔煊的最终学术生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戴裔煊自传》中说，“沈先生博闻强记，讲课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同科系学生前来旁听，座无虚席。他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他的教导，我拳拳服膺。”沈刚伯虽然任教历史系，事实上是史学与民族学一炉共治，戴裔煊从他的课中得到不少启发。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出生于1896年的沈刚伯仅年长戴裔煊12岁，两人在教学中结下了一段难忘的师生缘。后来，沈刚伯前往南京中央大学任教，还让戴裔煊“免笈转学”，戴裔煊因病未能成行。此后，沈刚伯又把中英庚款考试后的试题寄给戴裔煊，并介绍参考书叫他做准备，希望他出国留学，但因抗战爆发终成泡影。沈刚伯对于中西交通史研究颇有造诣，曾拟定一些专题叫戴裔煊探索。“如果说我有一得之愚，那是得自老师的教导，例如沈先生。早年我无形中奠定了以后治学的基础和研究的方向，走的是史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道路。”戴裔煊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家乡盐场历史触动《宋代钞盐制度研究》问世

　　戴裔煊先生是土生土长的阳江人，其做学问的方向和内容亦受阳江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的影响。地理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阳江背山面海，地形地貌在交通落后年代相对是一个闭塞的地理单元。这里春秋战国时为百越地，居住着俚人、僚人、瑶人和疍人，唐称恩州，宋改为南恩州，多元的民族文化经过几千年混合同化，虽人事已非，但在语言风俗习惯中，仍有不少越族文化元素残存。戴裔煊的毕业论文《南蛮之史的研究》，就是结合所学而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论文的重点是关于“蛮”的解释问题，戴裔煊提出，蛮就是“以蛇为共同祖先（图腾）”，其论文指导老师朱希祖先生非常赞同他的观点。论文写成时，朱希祖已离开中大，由朱谦之继续担任指导，朱谦之与文学院院长吴康共同评阅，戴裔煊的论文最终被定为“甲等”。

　　按戴裔煊的说法，那时他不明白什么是民族学，知道民族学并从事研究，是从认识黄文山老师、协助他编《民族学书目》开始的。《戴裔煊自传》中提到：“黄与朱谦之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黄毕业后留学美国，是中大社会系创办人。”1934年中大毕业后，戴裔煊在省立两阳中学任教语文历史两年，刚巧黄文山托朱谦之觅编《民族书目》助手，朱谦之推荐他担此重任。戴裔煊认为，这与他的毕业论文和当时翻译詹姆斯的《人类学导论》部分译稿有一定关系。

　　阳江（南恩州）是宋代双恩盐场所在地，海之殇亦乡之殇，海患对家乡百姓造成的苦难，让戴裔煊记忆难忘，也对其研究宋代钞盐制度有直接触动作用。两宋，是中国历代外患最剧烈的朝代，北宋为金所灭后，支撑南宋半壁江山、在经济上起着重大作用的就是盐。“宋代盐的产运销制度，以花详钞盐制为最善。当时抗战军兴，双恩盐场盐运频繁，因此我以《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为题，试用民族学家、社会学家研究风俗或制度所重视的横和纵的探讨途径。”《戴裔煊自传》写到，“这是我史学与民族学相结合在方法上的初次尝试。”《宋代钞盐制度研究》洋洋40多万字，对宋代盐业的生产和运销，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综合研究，阐明了钞盐制度起源和演变全过程，对当时的抗战经济政策运营很有参考价值。

　　这部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方面具有开拓性的专著，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1981年由中华书局推出新版，博得海内外学术界好评。牟润孙先生在《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一文中，对此书赞扬备至：“作者引用宋代著述二百余种，于宋代售盐给钞制度之实现、沿革、官员、地区，以及此制度对国计民生之关系与影响，无不溯其本源，明其流革。考证至为细微，叙述亦颇能得其体要。治宋史与经济史者，苟不洞悉两宋钞盐制度，则宋代政治与社会上若干问题，均不易得其解释。作者斯编实以钞盐制度为中心，对于环绕此制度诸问题，均有极深刻之探讨。”

　　澄清历史谬误为澳门回归和中葡谈判提供学术支撑

　　1942年，戴裔煊来到抗战大后方重庆，在北碚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民族组专任研究员，从事民族学史研究工作，并编辑了《民族学研究集刊》。在这期间，戴裔煊撰写了《西方民族学史》，全稿约30万字，主要研究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发展的由来。新中国成立后，戴裔煊担任中山大学世界古代史教学，不久后，一件事情又让他走上了研究澳门史的学术之路。1955年7月，葡萄牙当局颁布所谓“《澳门省组织法》”，企图把澳门改为葡萄牙的“澳门省”，由于澳门同胞的反对、中国政府的警告未得逞。事情发生后，有出版社约戴裔煊撰写《澳门史》，初拟定由历史系同事三人共同承担，后由于其余二人无暇，遂由他一人负责。

　　戴裔煊在自传中表示：“撰写澳门史是困难的，过去没有人认真从头到尾研究过，即便有，也是作为中西交通或近代欧洲人来华方面作一般叙述。”关于葡萄牙殖民者何时、怎样入据澳门等，因为事关中葡两方面，要掌握西方原始资料不容易。戴裔煊把葡方所谓“借赶走海盗，从广东地方政府获得澳门酬劳”的谬论及其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作了专门研究。搜集中葡史料、互相对照、寻根究底，最终写成了《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一文，发表于《中大学报》社会科学版。根据其自传所言，《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和《1557与1580年的澳门》两篇文章则分别写成论文，连同最初写的《葡萄牙殖民者海盗商人混进澳门的由来》共有约10万字，全稿尚未写成、尚未发表。

　　戴裔煊曾说：“我研究澳门史，就是为了证明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完全有权收回澳门。”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均因他的精勤探索而真相大白。文革期间，戴裔煊写成了《明史·佛郎机传》笺证，追寻其来源出处，纠正其错误，订补其漏略，所用资料大都根据早时的中国记载，尽可能利用原始资料，未发现中国资料则考虑取材于外文，全篇8万字。记者发现，中外关系史尤其是海外交通史的研究，几乎与戴裔煊先生整个学术生涯相始终。他早年已考释过“阿拉伯”名称在中国古籍中的转变，中年之后，又阐释了中世纪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友好交往和贸易关系。同时还进一步拓展领域，揭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的国家之一。经多方面考证分析，戴裔煊还得出结论，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哲学家老普林尼在他所著的《自然史》中谈到的中国优质铁器产于中国的西蜀。

　　戴裔煊还用世界史的通识考察了16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社会变迁，完成了一项别开生面的研究。明代后期海盗活动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明代嘉靖隆庆间所谓倭寇，本来是葡萄牙殖民者海盗商人纠合当地一些人劫掠，县官仓皇误报倭贼入寇所引起。肇事者本来不是倭，有中葡双方原始资料证实。事情的本质是沿海社会下层人民在封建剥削压迫下无以为生，被迫冒法犯禁从事海外贸易活动，其性质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戴裔煊自传》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澳门史》的写作仍在继续进行，本人自着手研究澳门历史问题开始，即患高血压病，长期失眠、头昏脑胀，近年患白内障，头晕目眩、写作困难。已得《红旗》杂志编辑、我的女婿钟国豪同意，把未写成的部分续成，必要的资料已具备，全稿拟有大纲，续完无大困难。将来拟把所搜集资料编成册，以供参考。”

　　戴裔煊先生谦虚谨慎、敬重前辈，尽管自己卓有成就，仍称陈寅恪、陈垣两位史学大师为“二陈老师”。他曾以教授身份同教过的学生坐在一起，倾听陈寅恪先生讲授《元白诗笺证稿》。戴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深受陈寅恪所器重，获得“后生可畏”赞语。

　　1988年9月12日，戴裔煊先生在广州病逝。戴裔煊先生精勤治学、孜孜不倦的学人风范，值得后辈永远铭记。